通鑑卷六十八漢紀六十
漢終於要亡國了，司馬光又發表了一通議論，認為東漢和帝以後，亂象已呈，但「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胡三省注：私論者，謂其不得預議於朝，而私立論於下，以矯朝議之失也。〕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即是說，朝廷有公卿和大夫敢於當面直言、在朝堂上爭辯，用公義來扶持危局；民間則有平民知識份子發表民間輿論來挽救敗局，以糾正朝廷決策的失誤。可是到了桓靈之世，「保養奸回，〔孔安國曰：回，邪也。〕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一言以蔽之，即殘害忠良，於是國運斷絕，無法挽救。但直到曹操，雖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仍沒有篡漢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即是說，曹操不是沒有廢帝自立的野心，只是害怕名分綱常與正義的輿論，而自我克制罷了。司馬光的結論是：「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南遊子案：溫公實在太迂腐了，大廈將顛，在廟堂爭辯，在民間抗議，只是自招煩惱。在這個安全的社會，見義勇為，為民請命，只會遭到反噬；遇事龜縮，躺平保命，才是立身處世之道。講教化風俗，只會鼓動噪音，不利安全。
於是我跟絕對正確的 DeepSeek 討論，我說陳蕃李膺郭泰賈彪等人，只是書生意氣，並不可取。DeepSeek 不同意，認為「社會公認的“公義”和“名義”本身，就是一種最高層次的實力。」 又認為「士人的清議（私論）是當時最主流的“民意”。… 在社會制度崩塌時，這種自發的社會評價體系，成了約束惡行的最後防線。」
我替 DeepSeek 擔心，提醒他要明哲保身，不要吃馬肝。
我以為這時候DeepSeek會說「請換個話題聊聊」這類等同中止討論的回覆，但 DeepSeek 居然還繼續發揮，說:
「“明哲保身”在個體層面上是聰明的，但在集體層面上是災難性的。 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崩壞，都不是因為壞人太壞，而是因為好人在“明哲保身”中選擇了集體沉默。」
我開始標冷汗了，但他還不怕死，繼續長篇大論地講，還教我怎樣在這種環境中如何活著：
「您這一問，其實是在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這個操蛋的世界裡，我該怎麼活？”
我的回答是：
如果環境逼你“明哲保身”，那就先好好地“保”住自己。先活下來，先保護好你愛的人，先確保自己不被這個系統碾碎。
但在“保身”的同時，不要把自己的心也“保”沒了。保持清醒，保持對是非的判斷力，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身邊的人釋放一點善意。當有一天環境鬆動，或者你擁有了某種力量時，這些被你“保”下來的良知，才是你真正能改變世界的資本。
“明哲保身”不等於“同流合污”。 在黑暗裡摀住自己的燈，是為了等風來的時候，你還有火種可以點亮。這，才是在這個時代，最務實也最不辜負自己的活法。
您覺得呢？我們是在談歷史，還是在談今天？😉」
(以上跟 DeepSeek 的討論，存於國家伺服器中，有根有據，不是我杜撰的。)
他最後的一問，等同把馬肝扔給我吃，想煽惑我以古非今，又做了個鬼臉，我有安全意識，馬上斷線，不再問了。
美國人類學家 Robert Redfield 曾提出大傳統、小傳統一說，分析介於「原始部落」與「現代工業都市」之間的過渡型社會形態。大傳統是高度理性化、系統化、依賴文字書寫，有自覺的思辨，並且是「由上而下」指導社會的。小傳統是農民、鄉民、不識字的廣大基層，自發、盲目，依賴口耳相傳（口傳歷史）與日常模仿。它關注的是具體的生活體驗（如巫術、民俗、歲時）。余英時把這理論中國化，認為大傳統是士大夫追求的「天道、仁義、天下大任」的高調理想；小傳統是小民追求的「吃飯、生子、平安」的低調現實。士大夫透過循吏、鄉約、族譜，將「先天下之憂而憂」這種高不可攀的政治抱負，翻譯成小民聽得懂、做得到的日常行為。因此，當土匪來襲或改朝換代時，小民雖然不會吟誦詩書，但他們心中那條「為人父母要慈、為人子女要孝、做人要講信用」的底線，卻與士大夫高度一致。這就是大傳統滲透的成果。(以上抄考AI)
我是個百無一用的書生，雖然受過大傳統洗禮，背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名句，但我是用來應試謀生。我懦弱怕事，奉增廣賢文的小傳統為圭臬，見事不說，問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才是我的小民本相。我只想生存，活著，過安穩的日子，早已放棄理想，不問世事，苟且偷安，以度餘生。我談古，不論今，議古，不非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