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點在看傳教士學中文的教材。天主教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晁德蒞, 用拉丁文撰寫一套中國文化教程，供來華傳教士學習，五年完成。跟明代耶穌會士不同，他第一卷是中國通俗文學為教材，而非四書五經，但開篇卻是聖諭廣訓。至於耶穌教教士，例如馬禮遜、衛三畏等，也把聖諭廣訓作教材，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例句出自聖諭廣訓者不少。
傳教士以聖諭廣訓作教材，有人認為是出於語文的考慮（尤其是聖諭廣訓衍，是白話的，可以學到口語），有人認為出於道德考慮，這又可分兩層，一是論證中西並無分別，一是論證中不如西。
當然，不言而喻的是聖諭廣訓的權威地位。根據不十分可靠的維基百科：「《聖諭廣訓》是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訓諭世人守法和應有的德行、道理。源於康熙帝的《聖諭十六條》，雍正帝繼位後加以推衍解釋。清政府在各地推行宣講，並定為考試內容。」至於宣講，則是初一十五由地方有功名的人講、由地方官講，考試則科舉考生一定要能背默幾百字。
但根據一封1847年西洋教士的信，說在上海城隍廟的宣講 “該人開始極其漫不經心地朗讀，…官員們及他們重要的隨員們都沒有在聽朗讀，而是在側間裡享用他們的茶和芋” ，可見在道光年間在上海城內宣講聖諭已流於一種形式主義。（司佳：〈晁德蒞與清代《聖諭廣訓》的拉丁文譯本〉，《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71. ）中國人不重視，外國人當寶，怪哉。
聖諭要講，要考，但流於形式主義，是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