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港是要等待辦理母親的後事，香港地少人多，老人也多，所以要辦事也要排期。古人說慎終追遠，我應好好做妥這事。我本來打算先回紐一兩個星期，但威靈頓最近曾因大風和大霧取消了航班，一旦遇到這情況，就會影響我的歸期，為了慎重起見，加上我的導師也叫我辦完事才回去，我就聽她的吩咐。
本來回港大圖書館讀書是理想的做法，但港大實在太多人了，圖書館很難找到座位。而我目前要看的材料都是網上居多，也不必天天去圖書館。只是不去圖書館工作，誘惑不少，較難專心。所以我一直想回威靈頓，那裡有我的研究室，外面只有風雨聲，最宜讀書。
這幾天我在整理黃伯祿的著作清單，以及看看他跟國際漢學家的來往。這方面前人已做過不少，而且他們近水樓台，可以接觸到徐家匯未經整理的材料。黃伯祿的書，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有介紹，沙畹、伯希和等漢學巨擘也評點過，但中國學者卻鮮有留意他。我暫時只能找到研究者沒有留意的兩三個小問題，沒有什麼突破。
黃伯祿的生平、著作、函牘類文體、耶穌會再度來華的背景和經過等，我大致有點了解。但核心問題–教案，我仍沒有太多頭緒。Cohen 和 Sweeten 的書都以總理衙門的檔案為主，Cohen重點在1860-1870，Sweeten的地點在江西農村，時地不同，教案情況也不會相同，所以兩人判斷不同，也無可厚非。黃伯祿成書在1883，但書中的信件並非原件，時地人事全不可考，只能假設是1880年以前江南代牧區的事，跟 Cohen 和 Sweeten 的真實個案不能相提並論，這是我的一大弱項。所以我下一步大概會以教務教案檔、清末教案等檔案，配合耶穌會士的著作，整理一下江南代牧區的教案情況。地方志、官員文集如果有相關材料更佳，教士的書信以及法國領事的檔案即使有我暫時也未能利用。這方面應該起碼要用一年半載來整理。千頭萬緒，未見出路。有一學者提到黃伯祿這書是回應1870年天津教案後清廷限教的政策，我覺得這個觀點可以發揮；也有學者說江南代牧區教案相對少，可能跟黃伯祿等華籍司鐸的處理方法有關。這點我要研究一下，因為耶穌會士高龍鞶和史式徽的同名著作江南傳教史中，官民教的衝突其實不少。
紐西蘭地大，登高望遠時好像眼鏡好像不夠清晰，回港再驗一次眼，居然近視深了，大概是看電子書惹的禍。深近視加上深老花，我要用兩副漸進鏡來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