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風雨交加的一天（可能會是一週）。
導師回國兩月，教學任務交給兩位剛畢業的博士同學。兩位導師同時不在校，我更覺輕鬆。同房要轉到 Teaching Fellow 單人房，令人羨慕。明天會有新同學來，也是同胞。
早前申請的doctoral thesis submission scholarship 獲批，有紐紙 5339.37, 不知何故數額如此零丁。據我了解這是凡申請就有的，但好歹叫獎學金，更重要的是真金白銀。這筆錢剛好足夠我兩個月的租金、寬頻及手機費（其實還差0.315元），但電費、食物等費用仍要自掏腰包。居大不易，又何止長安。
最近重讀了一些資料，有些是三年前讀的，當時對研究的題目未有具體重心，所以或者錯過了一些可用的材料。但重新再讀一遍已讀過的材料也不切實際，只好選擇地讀。例如三年前AI不發達，如今已一日千里，往日沒法入手的法文書，如今可全本上傳，由AI撮要重點，並要它標明相關頁碼，果然找到有用的東西。但盡信AI會中伏，必須翻檢原書，認真看看原文才可使用。
我的主要觀點沒有改變，就是清代（注意是清代！）政府講一套、寫一套、做一套；中央一套、地方大員一套、州縣實踐又一套；並且一時一事一樣，政隨人改，實際上難以概括清代政府的官教關係。所以，Certeau 的由下而上的觀察是可取的角度，反之，西方不少學者一味認為法國包庇教士、教士包庇教民、教民逍遙法外，跟愛國史家左右鼻孔同時出氣，觀點可待商榷。我的研究發現：法國政府/官員有時認為教士過份熱心教務，教士會主動把犯法的教民交給公安，教民非教民在官府眼中一視同仁(起碼教民不受優待，政府多番警告教士不要干涉大清主權內部事務)；教士以和為貴，懂得搞關係，用灰色地帶與官員疏通，官員以息事寧人為最高標準，因為訴訟多寡是KPI之一，無訟是最高境界。枱面是條約、上諭、大清律例、地方傳統、教規等，枱底是個人關係、地方勢力團體[尤其是士紳與宗族]互相角力，在法律以外由第三方擺平事件是主要處理方法，擺不平的才會進入正式司法程序，逐級上升到外交/總理衙門，但在任何層面的訴訟都可能因強力介入或有人跪低戞然而止。我必須重申，我是研究清代的，時限是1842–1883，地點是江南教區(含江蘇安徽)，人物是耶穌會巴黎教省的傳教士(主要是法國人，有少數意大利人，以及後來有華人)。我只是在故紙堆裡討學問，不關心現實政治，不古為今用，不借古鑑今，純粹是紙上談兵的書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