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讀書

昨天超級大風，天氣先生說是因為南極吹來的冷風遇上澳洲南下的暖風，兩相激蕩，在紐西蘭南北島之間的狹窄區間颳起大風，威靈頓在北島最南，首當其衝。(以上可能聽錯)。今早天氣不錯，藍天白雲，但中午已是風雲驟變，狂風大雨。

今天跟導師見面，我呈上這兩星期的閱讀書目，她似乎頗滿意我的進度。按規定，我六個月後要交研究計劃，約2000字，並附上約5頁的參考書目。校方接納通過後還要作個公開的口頭報告。其實我已有足夠材料寫，但不想壞了學校的規矩，一於拖到三月才交。期間我或者可以開始寫一些。

她提示我要留意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大吏對天主教的看法，也要參照一下黃伯祿同時代的天主教神父李問漁和馬相伯對法國的態度。這些都很費時間，這裡也沒有太多材料。

我們也談到一些學術界裡面的耶穌會士, 包括廣州中山大學的梅謙立，以及已故的陳綸緒神父。她又建議我去墨爾本見一見Paul Rule, 說他是通天曉。有機會的話我會到處看看。

事實如此，怎樣解釋卻也不是見仁見智。你的解釋如果跟事實矛盾，就一定有問題。但事實總未能蒐集得完整，西諺云：to leave no stone unturned只是理想，可能永遠辦不到。或者有些材料已被消失，或者材料太多窮一生之力也沒法消化。至於解釋，也可能一葉障目，囿於成見，或識見不足，只能管中窺豹，見樹不見林。

近日讀了幾篇文章，似乎認為晚清天主教重來中國，扼殺了本土教會的生機。乍聽之下，有點心寒，似乎為現實政治服務，但似乎又有幾分道理，要研究一下。

D.E. Mungello 有一本小書 Catholic Invasion of China: Remak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要仔細看看。

Cohen, Paul A.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今天是星期六，照常讀書，同學早已到校，我也不能太懶。

終於讀完 Paul A. Cohen 的書。Cohen極力主張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觀，所以這書第一部分是講傳統中國的反異端邪說傳統。這書以1860-1870為上下限，是因為1860北京條約簽訂，明確了西方在內地傳教置產建教堂的自由，以及中國人信教的自由。1870年發生了天津教案，結果若干地方官員被處決，曾國藩成了千古罪人，被調到南京，未幾鬱鬱而終。

Cohen這書充分利用總理衙門的檔案，分析這10年間仇外反教風潮的成因，認為地方士紳保存名教、地方官員既不想得罪士紳，又不想把地方問題升到中央以免被責難，躺平（現在改稱側臥），總理衙門想按條約辦事，堵住外國人之口，結果仇外反教風潮爆煲，天津教案因為造謠傳謠信謠而發生。

Cohen以教案為切入點，無可厚非，但晚清天主教也有跟地方官好好相處的良好願望，不是天天向法國領事投訴然後由法國出面向總理衙門施壓再向地方官施壓。

劉廣京弟子 Alan R. Sweeten 著有 Christianity in Rural China: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1860-1900，力排眾議，指出江西農村天主教徒與其他居民能夠相安無事，至於教案出現也有眾多複雜因素，不一定與宗教有關。D.E. Mungello 認為這書 “…failure to link the specific events of Christians in Jiangxi to larger events and historical pattern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ctions of French missionaries, superiors, and consular officials are presented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 colonialist and imperialist attitudes of the time which shaped their ac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disagreements with the Chinese.”

如果哲學一點去看，整體也是由個別組成的，如果出現了個別情況，可能是整體的觀點不夠完備。中國幅員廣大，晚清幾十年，時間跨度也大，specific events 還是 historical patterns 哪個更正確，難說。提起 pattern, 我又想到一代宗師 John K. Fairbank 的一篇文章：”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Dec., 1957), pp. 480-511.裡面提到gunboat, gentry, missionaries… 大概就是pattern吧。

威靈頓是沒有繽紛夜的，四五點放工，未到六點街上已冷冷清清，除了超市外多數店鋪已關門，大部分食肆也關門。

這幾天都是持續大風，大風的程度是令飛機不能降落，要轉飛其他機場。雖然天氣不算太冷，日間有十五六度，但太陽下山，狂風吹來，仍會感到風寒刺骨。

這兩天沒有什麼見聞，簡單寫幾句吧。

昨天在教會認識了一對來自毛里求斯的夫婦，來這裡探親。毛里求斯我聽過，但不知在哪裡。查查谷歌，原來是東非對出的一個島國，人口百多萬，但經濟發展不錯的。教會就像小型聯合國，來自五湖四海。

因為我沒有獎學金，是自費讀書，所以要節儉一點，一週只限外出吃一餐。昨天去了古巴街一家唐餐館吃午飯，是馬拉人開的，也不錯，但兩人餐吃了41（約港幣200）元，已吃掉每週預算的五分一。

今天整天在研究室，看了兩三篇文章，主要想砌一個理論模型，迎合論文的要求。我輩是傳統文史佬，大量引原文，寫幾句按語，無限loop就是文章。現代學術格局不同，要有theorectical framework, 又要有 methodology, 我要應酬一下。導師說可以用她的老師 Paul Rule 的 Chinese centered perspective. 這個是脫胎自 Paul A Cohen 的 China centered, 目的是糾正 John K Fairbank 的 Challenge and Response 觀點。Paul Rule 著眼傳教史的寫法，我可以借用一下。我還想用一個語言學的Constructed dialogue, 這也是抄考來的，但我要研究一下有沒有理解錯誤。我要寫的 Research Proposal 約一萬字之內。我申請入學時寫了一個一千字的研究建議，要擴充十倍，要努力一下。如果寫成，再擴充十倍，就是我的論文了。這只能期諸將來。

Robert C. Jenkins, The Jesuits in China and the Legation Of Cardinal de Tournon An Examination of Conflicting Evidence and an Attempt at an Impartial Judgment (London: David Hutt, 1894)

這書是導師推薦我讀的。

耶穌會利瑪竇來華傳教，採文化適應策略，借助西洋科學傳教，走上層路線，爭取士大夫成為信徒，走近權力中心。對中國文化風俗，採容忍態度，對拜祖先、祭孔等，認為是文化習俗，沒有違背宗教教義。利瑪竇認為用上帝稱創造主，合乎中國文化。

但其他修會如方濟會、道明會等對利瑪竇的方法不以為然，加上其他原因，終於演成禮儀之爭，引致康熙驅逐教士，以及雍正禁止天主教，而耶穌會後來更被教宗解散。

這過程中有兩個關鍵人物，一是福建主教巴黎外方傳道會的顏璫，他提出七條禁令，內容圍繞創造主譯詞以及尊祖敬孔等行為，一言以蔽之，是跟利瑪竇規矩對著幹。這當然引起信徒和耶穌會教士不滿，但顏璫進一步把禁令上呈羅馬，爭取支持。另一個人物就是教宗派來中國的特使鐸羅，他不顧耶穌會傳教士的反對，發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國天主教徒敬拜祖先，激怒康熙 （如果當日有外交部發言人，會用’粗暴干涉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批評鐸羅。），結果被逐澳門。

Jenkins這書利用原始文獻，審視各方的說法和做法，誠如書的副題所言，提出公平公正的論斷。他的結論大致包括：
1. 教宗選人不當，鐸羅年約三十多歲，未能駕馭大局。而且教廷面對 Jansenism 的挑戰，而耶穌會支持教廷的立場，是抗 Jansenism 的大將，教宗對耶穌會也不能太過份。
2. 葡萄牙佔據澳門，為保持在中國的經濟獨佔，對教宗派鐸羅來華甚有意見。
3. 耶穌會自利瑪竇以來傳教卓有成效，在清初更可以在皇帝身邊活動，不想鐸羅搞局，所以諸多阻撓。
4. 葡萄牙與法國在競爭，方濟會及道明會又與耶穌會競爭，耶穌會內部的葡萄牙及法國教士互有意見。
5. 顏璫的中文是有限公司，鐸羅更不懂中文，在康熙面前盡出洋相，加深康熙對教士的敵意。
總之，責任人人有份。

讀此書，對鐸羅本人的認識多了一點。他應該是個好人，盡忠職守，但太年輕，又不懂中文，不是耶穌會士的對手，應該說是個悲劇人物。只不過，這書的作者應該不懂中文，沒有中文的文獻，不夠全面。而且這是百多年前的書，有點過時。

今天仍是繼續抄卡片。Strong一書直接跟我的題目有關，有大量資料要輯出來。在抄的過程中，又要找找他的資料出處，於是千頭萬緒，條條都要去找。原始檔案網上多數沒有，十九世紀的法文書籍，先找圖書館（多數沒有），Internet Archive 有時有，法國國家圖書館的 Gallica 有很多數字化的舊籍，經常有驚喜。

至於二手材料，即近人論著，就只能拜託圖書館了。有的圖書館可線上下載，有的資料庫因圖書館沒有訂購，只能望書輕嘆。例如美國大型數字圖書資料庫 Hathi Trust Digital Library, 亞洲中港台澳新馬菲等一間大學都沒有訂購，只有日本的應慶義塾有，歐洲則只有牛津劍橋和馬德里大學才有，澳洲的墨爾本、ANU、雪梨、以及 Queensland有，紐西蘭只有 University of Auckland 才可連上。荀子說學莫便乎近其人，其實近一個實體電子資源都豐富的圖書館更為重要。

我終於找到方法在校內的電腦連上 Google Drive, 可以甩開不好用的 One Drive. 但仍沒法安裝我慣用的 PDF，要自費用 AdobePDF Pro(因學校沒有提供這個）了。安裝這些又搞了一個上午。

David Strong, SJ, A Call to Mission: The Jesuits in China, The French Romance Volume One 1842-1955 (Adelaide: ATF Press, 2018)

耶穌會士來華，可以用1842年為界。清代雍正於1724年禁教，而1773年耶穌會又被教宗解散，中國已無耶穌會。但天主教在這期間仍然在中國發展，耶穌會的工作交由遣使會負責。因形勢改變，新教宗1814年批准耶穌會重新建立，並恢復派教士來華。1842年，有三位法國傳教士重返中國，在江南展開傳教事業。（耶穌會士1842來華，跟南京條約只是時間上巧合，兩者並無關係。）

1842至1950年共有1121位外籍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共產黨執政後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耶穌會被逼撤出。David Strong用兩冊紀錄這一百年耶穌會的傳教事業，一冊記法國教士，另一冊記其他國家的教士。

這書的內容跟我的研究極為相關，所以我要抄資料卡。因為作者同樣是耶穌會士，所以運用世界各地的耶穌會檔案十分方便，多檔案材料是本書的優點。另外這書是近年出版，書目較新，我可以循這些線索進一步查考。但作者似乎不懂中文，書目沒有中文書，是一大遺憾；另外，書目有些條目重複出現，中文拼寫有的不依規則（或不統一），是大醇小疵。

作者雖是耶穌會士，但對耶穌會傳教方式不無批評，尤其晚清來華教士中文水平不夠，又依賴法國外交軍事力量解決問題，加劇了中國人的反教情緒。

Arnold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導師說讀這書可以對來華耶穌會士的傳教事業有點背景認識。

這書出版時間比較早，所以只能作概論而沒有太多參考價值。內容方面，大概都是基本知識，但本書對禮儀之爭談得比較深入，也揭示了背後的大國博弈（西班牙、法國、葡萄牙）、修會及傳教路線之爭（道明會、方濟各會、耶穌會）、神學之爭（耶穌會內部的索隱派［Figurist]不見容於教廷，索隱派認為中國文化隱藏上主的教訓–最簡單的概括）。

書後有帶註釋的書目，對了解較舊的著作有幫助。不過完全沒有中文材料，似乎不足。

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著，袁廣泉、袁廣偉譯：《近代中國研究入門》（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xiii+299頁，人民幣69元。

幾十年來習慣了在辦公室工作，現在失業了，沒有屬於我的寫字檯，身心靈彷彿沒有著落。在家工作雖是自在，但效率不高，所以我最近多數在港大圖書館流連。那裡有免費冷氣、免費WiFi，枱上有兩個電制可供叉電，有水機，有廁所，有小食，足不出戶也可以度過一天。

偶然看到有網頁介紹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著，袁廣泉、袁廣偉譯：《近代中國研究入門》，覺得自己也需要更新一下這方面的認識，所以就買來看看。全書分七章，分別介紹社會史、法制史、經濟史、外交史、政治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另外有序章，可視為全書的總覽，書後有一篇是各位作者的座談會紀錄，並附有數篇悼念其中一位譯者的文章。

這類入門書，單看書名是很難判斷其內容的，有的書只列重要書目，有的書是綜述課題的研究史，有的則專講方法工具書。這書則三者都有一點，似乎較偏向講方法。書中的作者不約而同強調有了電腦科技，研究時資料搜集、閱讀、紀錄的方法都有了變化，但不一定變得更好。因為多快好省，研究者易變得浮躁和輕率（頁17），加上電子數據庫的版本校對並不完美，不能完全信賴。一言以蔽之，仔細閱讀原始資料文本才是學術研究根本之途。

另一方面，一眾作者都對日本的研究實力有信心，對西方學者的水平有保留。有作者指出，中國一些大學只是老師一人講，學生恭敬聽；美國大學的course work是教授指定讀某材料讀某書，「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能力讀史料⋯⋯和美國相比，日本的研究對史料的把握扎實得多。」（頁213）

對於互聯網，有一作者這樣說：「令人憂慮的是，由於網上資料這般普及，學者跑圖書館的少了，不再關心書架上有什麼自己需要的書，旁邊又有其他什麼書。實際上，只要圖書館有相當的藏書，僅運用館藏史料進行研究，也並非不能出成果。如飢似渴地尋找史料當然非常重要，然而，近代史研究的史料浩如煙海，把有關史料全部找來研讀是不可能的，研究20世紀尤其如此。所以我認為，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閱讀常見編纂史料非常重要，儘管這個主張好像與當下的檔案中心主義背道而馳。」（頁236）

總而言之，仍然要讀書，細心讀原始資料，讀常見書，不能用互聯網代替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