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讀書

莊子不是寓言，不是喻言，而是自古以來言必有中的預言。
莊子列御寇(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我放棄讀胡適來往書信選了。裡面大部分是別人給胡適的信，沒有胡適的回信。今天改讀顧頡剛日記，這書我曾讀過一些，現在有時間，想再讀讀。余英時的長序《未盡的才情》，用這標題來評價顧頡剛，十分恰當。

日光之下無新事。胡適1918年10月8日給朋友寫信，裡面有這幾句：

「街上路燈柱上都貼著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為社會精神，國家元氣”，“公道森嚴駕富強而上之”，“天下具萬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適時之思想言行，愈覺得好，其害愈大”，“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等。有許多條都剝落模糊了。我希望剝落之後不要再貼了。這種“聖諭廣訓”式的道德教育是不會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說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如“公道”、“秩序”之類，——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一冊，頁72。

有目的地讀書，有時會悶，因為都是重重複複的，有時會沮喪，因為沒有發現新材料新觀點可供發揮。為了解悶，只好看閒書雜書。最近在看《胡適往來書信選》，頗有趣，民國時代的留學生，都是一心回國發展，報效國家，百年之後回看，恐怕他們會寧願留在他方。

這幾天都在讀衛青心的The Missionary Policy of France in China 1842-1856，是作者花了十年寫的博士論文，大量參考法國外交部、耶穌會及教廷的檔案。原文是法文，我是讀中譯本，抄錄筆記是則是抄法文，所以要在譯本和法文原本跳來跳去。其中有幾句是關於香港的，大概是中國不重視香港，英國人不喜歡香港之類。百多年後回看，感觸甚深。小區寡民的生活，也許比活在遺址快樂些。

(剛才查了一下，衛青心三十年代由上海步行兩年到歐洲求學，在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後來入了修院做神父，2001年近百歲辭世。)

香港是荒島。(頁268)
「據(與英國談判的耆英助手)黃恩彤記述，拉萼泥曾通過加略利請求中國人允許法國兵船停泊虎門，代中國防守廣州，抵御英國人侵略，並在近岸建樓，以便官兵棲止·····
黃恩彤拒絕了加略利的請求，並說香港乃海中荒島，孤立無援，非戰守之地，是以准予英人建屋寄居，虎門乃省河第一要津，水師提督駐守重地，斷不能容留異國之人。」

英國人佔香港是中了中國的圈套。(頁530-531)
「有人公開指責璞鼎查爵士當 初不該選擇香港，而應占領舟山。舟山是長江要塞，是重要的水上通道，因此，無論從地理位置看，還是從戰略角度看，舟山都要比香港更重要。英國人聲稱佔領香港是上了中國的圈套（這是英國新聞界的輿論）。“香港是那樣的不衛生，那樣不吸引商人，比起舟山來，香港差遠了。在香港生活下去， 無異與自己毀掉自己。交還舟山，就等於背叛王國”。大古伯爵在信中寫道：“英國人在香港會像蒼蠅一樣地死掉，如果政府找不到對香港進行消毒和淨化的辦法，那麼，這處殖民地將會葬送許多人的生命”。」

今天在網上遊蕩，讀到柳存仁1989年在《明報月刊》發表的〈魯迅與舊學〉(後收入《和風堂文集續編》頁289-310)。

魯迅的學問人品作品，爭議不少，我自己很欣賞他的文筆學問。柳存仁從魯迅的文章裡找出他的舊學根柢，包括遣詞用字、版本目錄、校勘避諱等知識，並予以評論。他的結論是：「也許有人要問，照你看魯迅自己的古典學問的造詣怎樣呢？我想，在傳統的漢學研究的範圍裡，魯迅雖然不像王(國維)、劉(師培)這些人有那麼多的印出來的著述，他也該算是我們這個世紀裡中國所產出的最好的學者之一。」「雖說魯迅是一位老資格的作家和贍博的傳統學者，魯迅在感情上並不留戀於過去…」

魯迅用香港話來形容應該是一個很「寸」的人，對抛錯書包的文人批評得尤其辛辣，這也是為什麼讀他的文章會感到過癮。

以下摘鈔幾句：

關於保存國粹。國粹大概是指一國之特色吧，但魯迅認為特別不一定等於好東西。句中有兩個新時代的犯禁字，但魯迅的理解好像跟老同學政協議員副校長的講法不一樣。
「遠在清末的時候，就有人主張中國應該“保存國粹”。魯迅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説那個時候的愛國”志士説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可是現在已經是民國了，保存國粹的問题已經消滅，怎麼還有那種主張呢？所以他就深入一層地向那些人發問：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换一句話，便是特别的東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頰上腫出一顆癌，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别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樣的好。」

關於外文。要清清楚楚，則不必避用外國字，我估魯迅不但對地名，對路牌的意見也會一樣。
魯迅引王國維《流沙墜簡》序中提及尼雅城、馬咱託拉撥拉滑史德三地，云：“我於序文裏所謂三處中的＇馬咱託拉撥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託拉＇，三是“撥拉滑史德。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壽多則辱，古人的說話有道理，設若魯迅活到今天，他恐怕也要沉默是金，不過你我他都知道，他大約的確不會活到今天。

論文其中一部分是理論架構，偏偏我沒有，所以有點煩惱。

理論先行，再用材料說明，我認為並不可取，但論文有論文的規矩，我只好從眾從俗。而且，這裡的所謂理論，是抽象的知識論本體論的東西，又多數是法國的理論家，例如Foucault, Derrida等，我怎樣努力去看也看不明白；而歷史理論，多數是由文學理論轉化過來，例如 linguistic turns, narratives…即使明白，也不知道怎樣應用在歷史研究，更何況不明白。

導師說我毋須搞理論，或者用中國基督教史專家 Paul Rule 的 Chinese-centred History 充數。這我還有點認識，可以從 John King Fairbank 的 Western Impact/Chinese Response 再到 Paul A Cohen 的 China Centered 再到 Paul Rule 的 Chinese Centred. 但我有點擔心，因為以上都只是歷史觀點，不算理論，所以仍然想找一個來抛抛。這兩天在理論家之間轉來轉去，暫時找到法國 Michel de Certeau. 他也是耶穌會士，本來打算到中國傳教，這已是一賣點。他也是理論家，但不算太出名，好處是不會用得太濫。他在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中提出 place/space, strategy/tactic 等概念，在歷史研究可以應用在殖民地/土著之間的對抗，跟我的研究有點相近。而且Paul Rule說 de Certeau 的理論跟中國基督教史相關，但沒有人用過，我就借用一下。

說借用，因為實在有點不同，我只能說是受到 Michel de Certeau 啟發而不是照單全收。如果用中文來概括，我覺得他的理論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用躺平來軟對抗。但這些都是新時代的禁忌語，我一定會用後現代的手法來包裝一下。

王國強：《網洋擷英：數字資源與漢學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0年），3+220頁，人民幣48元。

我讀過作者關於西方漢學的幾篇文章，引用資料翔實豐富，所以知道他寫過漢學網上資源的書，就馬上買來讀讀。我九月中到紐西蘭，在淘寶買了這書，船運到紐；十一月初回港，在港大圖書館找到，於是翻了一遍，在地球轉了半圈後一月初回到紐西蘭才收到書。(南極也可以淘寶，但要耐心等待，一般日用品可考慮 TEMU，好像是拼多多的分支，貨品也不少，只是沒有淘寶的書店。)

網上資源變動頻繁，可以突然出現，也可以突然消失，所以資源目錄這類書註定很快過時。但這書集中講漢學，資料以學術機構居多，應該會長期存在吧。

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分類介紹各種網站，例如地圖有哪些網站，檔案有哪些網站等，很清楚，也有各站簡介，有用。下篇是作者幾篇文章，是他利用各類資源的成果和經驗。

這書我會放在手邊，隨時查閱。當然，如果有網頁版更佳（可能有的，但作者在書上提供的一個已消失了）。

午膳後到圖書館走走，居然有大發現。

這裡的圖書館藏書不豐，中文書更少，但有時也會出現一些冷門書籍，也有關於香港史的，但暫未見到須舉報的禁書（藍詩玲的鴉片戰爭大概不算吧）。例如今天隨手翻一下陳述的《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即使在香港也沒有多少人會研究這方面，打開一看，原來是單周堯老師送給嶺南大學圖書館的。學者自己的著作，或他們收到別人的贈書，或退休後散出的書，往往都以大學圖書館為歸宿，例如這裡的中華版二十四史，是一位曾在這裡任教的紐西蘭學者送贈的。但何以這本送給嶺南大學的書會流落此處，令人費解，老同學政協會長議員或者知道吧。

讀書就像砌拼圖，多讀則能多拼，對全局多一分了解，但有時成功拼上一塊也是出於偶然。

最近讀清代教案的材料，赫然讀到習慣說的作者劉蓉。眾所不知，習慣說是給人做了手腳的文章，文章根本不是說習慣對人影響大，所以一開始就不能錯。劉蓉這篇文原來叫習說，是反教的文章，認為洋教傳入中國，煽動人心，蠱惑其志，中國人一旦沒有警覺，就會習慣，臨崖不能勒馬，墮入萬丈深淵，所以要把危機消滅於萌芽狀態。

但劉蓉為什麼如此反教，我一直以為是因為他目睹太平天國起義，有感而發，但原來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在四川做布政使，因法國署理領使哥士耆以四川民教時生衝突，因而照會總理衙門，要求把四川總督駱秉章、布政使劉蓉、成都知府楊重雅調離四川省。法國粗暴干涉我國主權與內政，說三道四，惡意抹黑劉蓉 “貪縱妄為，無所不至”，可惜總理衙門不是外交部，沒有大國威嚴，處處忍讓，最後架空四川總督駱秉章，把教案交由成都將軍崇實辦理。劉蓉寫習說一文時，想必憤憤不平，痛恨天主教及洋人。（參考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1860-1874》（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頁151-153）

可惜教科書不會告訴學生習慣說是假的，也不會告訴學生以上背景。

不過，so what? 真相還有人計較嗎？

習說正裝原文在此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06292&page=47

上星期參加了學校的 PhD Induction Programme. 這是一項必須出席的活動，但可以網上參加，我當然選擇網上，更何況我現在身處香港，也無法親身出席。(另一個必須參加的是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我無法參加，只能2月份補回。)

這個 Induction 有部分內容是關於行政雜務的，例如定期跟導師見面、每半年交一份報告、最少註冊36個月後才可以交論文等等。出席的來自不同學院，所以情況千差萬別，例如理工的可能天天要去實驗室，也就跟導師朝夕相對了，我們文科的見書多過見人，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跟導師的聯繫自然不會那麼緊密。

期間有個小組討論，我被分配到一個四人小組，除主持人外，一位是讀助產士博士，她是在職助產士，所以是part-time讀書，另一位是讀法律的，是退休法官。

英式的博士制度，導師主宰一切。暫時我跟導師相處融洽，她熟悉我研究的範圍，我又不算懶惰，所以由每月見面兩次減為每月一次。今晚把最近一個月的閱讀情況寫了個報告，一口氣寫了兩個鐘。有明確目標，才能調動積極性，所以我認為退休後選擇讀書的決定沒有錯。

這次回港，補充了些衣物及日用品，配了一個有 “深度” 的眼鏡。網上看到不少內地人來港開戶口，而我則更進一步開了兩個離岸戶口。我有大局觀，會到其他地方唱好香港故事的。

留港是要等待辦理母親的後事，香港地少人多，老人也多，所以要辦事也要排期。古人說慎終追遠，我應好好做妥這事。我本來打算先回紐一兩個星期，但威靈頓最近曾因大風和大霧取消了航班，一旦遇到這情況，就會影響我的歸期，為了慎重起見，加上我的導師也叫我辦完事才回去，我就聽她的吩咐。

本來回港大圖書館讀書是理想的做法，但港大實在太多人了，圖書館很難找到座位。而我目前要看的材料都是網上居多，也不必天天去圖書館。只是不去圖書館工作，誘惑不少，較難專心。所以我一直想回威靈頓，那裡有我的研究室，外面只有風雨聲，最宜讀書。

這幾天我在整理黃伯祿的著作清單，以及看看他跟國際漢學家的來往。這方面前人已做過不少，而且他們近水樓台，可以接觸到徐家匯未經整理的材料。黃伯祿的書，漢學雜誌通報(T’oung Pao)有介紹，沙畹、伯希和等漢學巨擘也評點過，但中國學者卻鮮有留意他。我暫時只能找到研究者沒有留意的兩三個小問題，沒有什麼突破。

黃伯祿的生平、著作、函牘類文體、耶穌會再度來華的背景和經過等，我大致有點了解。但核心問題–教案，我仍沒有太多頭緒。Cohen 和 Sweeten 的書都以總理衙門的檔案為主，Cohen重點在1860-1870，Sweeten的地點在江西農村，時地不同，教案情況也不會相同，所以兩人判斷不同，也無可厚非。黃伯祿成書在1883，但書中的信件並非原件，時地人事全不可考，只能假設是1880年以前江南代牧區的事，跟 Cohen 和 Sweeten 的真實個案不能相提並論，這是我的一大弱項。所以我下一步大概會以教務教案檔、清末教案等檔案，配合耶穌會士的著作，整理一下江南代牧區的教案情況。地方志、官員文集如果有相關材料更佳，教士的書信以及法國領事的檔案即使有我暫時也未能利用。這方面應該起碼要用一年半載來整理。千頭萬緒，未見出路。有一學者提到黃伯祿這書是回應1870年天津教案後清廷限教的政策，我覺得這個觀點可以發揮；也有學者說江南代牧區教案相對少，可能跟黃伯祿等華籍司鐸的處理方法有關。這點我要研究一下，因為耶穌會士高龍鞶和史式徽的同名著作江南傳教史中，官民教的衝突其實不少。

紐西蘭地大，登高望遠時好像眼鏡好像不夠清晰，回港再驗一次眼，居然近視深了，大概是看電子書惹的禍。深近視加上深老花，我要用兩副漸進鏡來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