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密集看了多篇關於晚清洋人學中文的文章，但多數只討論耶穌教的、口語的、專業中文的，較少/沒有討論天主教。
比較天主教與基督教教士學中文的方法，以及比較為實務工作而學中文的方法，例如外交官與海關人員，應該是有意思的。動機不同，目的不同，方法材料自然就有分別。
我的重點是洋人怎樣學習書寫中文，特別是寫中文書信，這方面材料不多，因為傳教士最重要的是講，而在海關工作的洋人可能更需要寫；教士跟官府有書信來往，海關本來就是政府部門，文件形式不同，外交官就主要用照會。
這幾天比較有用的發現是晚清有人認為用傳統漢學家寫的中文課本不實用，因為學了四書五經仍沒法把商業信函翻譯，所以外交官以及海關人員陸續有新的中文課本出現。但天主教似乎仍以四書五經入手，只是跟利瑪竇不同，會從通俗文學及蒙學入門，再學四書五經，但實用文就屬高級課程，未必人人有時間學得到。究竟不同入門方法的結果是否有高下之別呢？
怎樣把以上的串連起來用到文章之中，仍在思考中。大概想就以下幾方面寫：
1. 傳統尺牘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2. 傳統公牘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3. 天主教晁德蒞的中國文化教程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4. 晚清文件體的教科書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5. （未找到）耶穌教的對應書籍
6. 江南教士學中文的情況
我的假設是：傳統尺牘不適用，因教會身份與題材沒有對應的參考；黃伯祿基本上用公牘的體制；晁德蒞的書信例子遠不如黃伯祿的多以及實用；晚清文件體跟黃伯祿有部份重疊，但兩者未必有互相參考，因面對的問題不同。所以，黃伯祿的書是獨特的，對天主教來說是重要而實用的，尤其教士似乎很少能按晁德蒞的設計讀四五年中文，所以日常書寫抄考實屬必然。
我的同學研究電影與文本，最近他提及Henrietta Harrison的一本書，我剛好前一兩天翻過她一本講山西天主教的書，於是有共同話題；他的太太研究沈從文作品的宗教思想，今天從ANU借了一本講五四文人的宗教觀念的書，我翻了一下，裡面幾位寫天主教的學者我也略略讀過他們文章。我們研究的範圍大不相同，卻仍然有重疊互相討論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禮記學記所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