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伯祿的函牘舉隅有三分二篇幅是關於各類教會案件的，也就是說我的論文必然會觸及清代司法制度。
例如：
– 清代地方政府受理案件的程序（信函可代禀呈否？）
– 性質相同的案件教徒涉及其中處理方法是否不同？（例如退婚爭產等）
…
瞿同祖關於清代地方政府的英文著作，取材豐富，但近年出土的檔案，例如寶坻黃岩淡新等地方司法檔案，加深人們對清代判案的認識。黃宗智轉行搞法制史，與滋賀秀三等就清官判案準則有論戰，昨天看了梁臨霞的書，處處以黃宗智為論敵。
不過他們的爭論不影響我，我最留意的是他們對案件的分類，以及對審判準則的討論。我的假設是：教士與州縣官都以相同準則看涉及教徒的案件，不搞 some are more equal.
無論 Paul Cohen, Alan Sweeten, Liang Linxia 等都詳細敘述案件細節，讀起來有點吃力。我不想花太多篇幅翻譯案件，希望能另闢蹊徑，作有意義的比較。
昨天又看到一篇新文章，是關於黃伯祿的另一著作。作者以中國學者與西方漢學家的交往為切入點，這也是我會寫的一部分。她的材料豐富，尤其有不少法文材料，我沒法超越。但我認為黃伯祿無意以漢學家自居，他的著作都以為教會服務為目的，觀察點略有不同。
上海的學者有地利，搜集材料也佔絕對優勢，但暫時仍未見有跟我雷同的研究，我只能以新視角入手，沒有新食材，只好搞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