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跟前系主任談了幾句,他透過我的導師建議我看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我的導師也說這書精采,於是我就找來看看。
這書講述晚明一位叫朱宗元的天主教徒怎樣看中西文化,雖然他一生沒有離開過中國,但思想上卻游走於儒家與天主教、中土與西方,有的是實質觀察,有的只是憑想象。這段是中譯本《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衝突的世界》譯者張旭鵬寫的序,寫得十分好,要抄錄如下: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8317119&from=kuaibao
「然而,朱宗元分屬的兩個世界在本質上卻是無法調和的,尤其是支撐這兩個世界背後的兩大力量——中國國家與全球化的天主教會,它們有著各自不容質疑的核心原則和對文化領導權的訴求。對天主教會來說,它對耶穌會士早期執行的“適應性政策”持審慎的態度,不想在基督教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祀孔可以視為天主教會的一種反制。對中國政府來說,來自異域的基督教仍然是國家監視和管控的對象,一些儒生和佛教學者也對之持敵視態度,在這一背景下,1616年的南京教案也就不再是偶然事件。因此,當中國國家和天主教會這兩大權力體系設下彼此不可踰越的邊界時,朱宗元的文化普遍主義將注定無法實現,朱宗元也將注定糾葛於這兩個相互衝突的世界之間。」
如果再推論一步,就是中國國家和天主教會這兩大權力體系必然互相衝突。如果是,則這結論跟 James T Myers, Enemies Without Gun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如出一轍,Myers 說在中國這 monopolar 的體制下,天主教會不可能像在西方 bipolar 的體制下跟政權和平共處。不同之處是,朱宗元活在明清之際,是封建王朝的最高點,而 Myers 講的是共產中國,是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部分。果如是,則1616年南京事件與1950年上海教難只是時間地點人物事情不同,但根本原因並沒有分別,而且兩次耶穌會都是核心。
(想找中譯本來看看,但查 WorldCat, 全都在美國圖書館。美國圖書館的中文書之多,應該早已領先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