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不是寓言，不是喻言，而是自古以來言必有中的預言。
莊子列御寇(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我放棄讀胡適來往書信選了。裡面大部分是別人給胡適的信，沒有胡適的回信。今天改讀顧頡剛日記，這書我曾讀過一些，現在有時間，想再讀讀。余英時的長序《未盡的才情》，用這標題來評價顧頡剛，十分恰當。

日光之下無新事。胡適1918年10月8日給朋友寫信，裡面有這幾句：

「街上路燈柱上都貼著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為社會精神，國家元氣”，“公道森嚴駕富強而上之”，“天下具萬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適時之思想言行，愈覺得好，其害愈大”，“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狗”……等。有許多條都剝落模糊了。我希望剝落之後不要再貼了。這種“聖諭廣訓”式的道德教育是不會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說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如“公道”、“秩序”之類，——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礙。」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年），第一冊，頁72。

聽說香港全力打擊惡意過路的市民，綠公仔閃動後才開始過路也要依法票控。

我沒有受過新時代國民教育，守法意識不高，一直以為綠公仔閃動後過路沒有問題，現在當然不敢違法啦。

紐西蘭的行人過路燈是這樣的：過馬路前先按制，你不按制過路燈是不會亮起來的。過路燈綠色，可以安全過路；紅色，不可以過路，這跟香港一樣。跟香港不同，這裡是綠燈後是紅公仔閃動，不是綠公仔閃動，通常過了半條馬路紅公仔就會閃動，紅公仔閃動就要快步過馬路, 如未起步的就不可以開始過路。有些路段紅公仔閃動時是會有車開始轉入的，所以真的要停步。

我覺得這設計不錯，因為紅公仔不論閃與不閃都不准過路，這合理易記，公仔明明是綠色，即使閃動，也仍是綠色。人的下意識是紅色代表危險，綠色代表安全，綠公仔閃易被理解為仍可過路，易生誤會，紐西蘭的設計似乎較直觀。

話雖如此，行人在沒有交通燈處過路，紅公仔照過，綠公仔也會有車衝來，這些紐西蘭也有，所以交通燈只能作參考，自己仍要一眼關七，以免守法也被撞。

我只是感受，不是建議，並非別有用心，不存在惡意抹黑。

以下來自互聯網，過路燈也反映了紐西蘭文化(尊重原居民，對性別高敏感度).
這個可能是威靈頓獨有的，以原居民毛利族為原型的行人過路燈:

有的過路燈的公仔有男有女:

有目的地讀書，有時會悶，因為都是重重複複的，有時會沮喪，因為沒有發現新材料新觀點可供發揮。為了解悶，只好看閒書雜書。最近在看《胡適往來書信選》，頗有趣，民國時代的留學生，都是一心回國發展，報效國家，百年之後回看，恐怕他們會寧願留在他方。

這幾天都在讀衛青心的The Missionary Policy of France in China 1842-1856，是作者花了十年寫的博士論文，大量參考法國外交部、耶穌會及教廷的檔案。原文是法文，我是讀中譯本，抄錄筆記是則是抄法文，所以要在譯本和法文原本跳來跳去。其中有幾句是關於香港的，大概是中國不重視香港，英國人不喜歡香港之類。百多年後回看，感觸甚深。小區寡民的生活，也許比活在遺址快樂些。

(剛才查了一下，衛青心三十年代由上海步行兩年到歐洲求學，在巴黎大學取得博士，後來入了修院做神父，2001年近百歲辭世。)

香港是荒島。(頁268)
「據(與英國談判的耆英助手)黃恩彤記述，拉萼泥曾通過加略利請求中國人允許法國兵船停泊虎門，代中國防守廣州，抵御英國人侵略，並在近岸建樓，以便官兵棲止·····
黃恩彤拒絕了加略利的請求，並說香港乃海中荒島，孤立無援，非戰守之地，是以准予英人建屋寄居，虎門乃省河第一要津，水師提督駐守重地，斷不能容留異國之人。」

英國人佔香港是中了中國的圈套。(頁530-531)
「有人公開指責璞鼎查爵士當 初不該選擇香港，而應占領舟山。舟山是長江要塞，是重要的水上通道，因此，無論從地理位置看，還是從戰略角度看，舟山都要比香港更重要。英國人聲稱佔領香港是上了中國的圈套（這是英國新聞界的輿論）。“香港是那樣的不衛生，那樣不吸引商人，比起舟山來，香港差遠了。在香港生活下去， 無異與自己毀掉自己。交還舟山，就等於背叛王國”。大古伯爵在信中寫道：“英國人在香港會像蒼蠅一樣地死掉，如果政府找不到對香港進行消毒和淨化的辦法，那麼，這處殖民地將會葬送許多人的生命”。」

今天在網上遊蕩，讀到柳存仁1989年在《明報月刊》發表的〈魯迅與舊學〉(後收入《和風堂文集續編》頁289-310)。

魯迅的學問人品作品，爭議不少，我自己很欣賞他的文筆學問。柳存仁從魯迅的文章裡找出他的舊學根柢，包括遣詞用字、版本目錄、校勘避諱等知識，並予以評論。他的結論是：「也許有人要問，照你看魯迅自己的古典學問的造詣怎樣呢？我想，在傳統的漢學研究的範圍裡，魯迅雖然不像王(國維)、劉(師培)這些人有那麼多的印出來的著述，他也該算是我們這個世紀裡中國所產出的最好的學者之一。」「雖說魯迅是一位老資格的作家和贍博的傳統學者，魯迅在感情上並不留戀於過去…」

魯迅用香港話來形容應該是一個很「寸」的人，對抛錯書包的文人批評得尤其辛辣，這也是為什麼讀他的文章會感到過癮。

以下摘鈔幾句：

關於保存國粹。國粹大概是指一國之特色吧，但魯迅認為特別不一定等於好東西。句中有兩個新時代的犯禁字，但魯迅的理解好像跟老同學政協議員副校長的講法不一樣。
「遠在清末的時候，就有人主張中國應該“保存國粹”。魯迅在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説那個時候的愛國”志士説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可是現在已經是民國了，保存國粹的問题已經消滅，怎麼還有那種主張呢？所以他就深入一層地向那些人發問：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换一句話，便是特别的東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頰上腫出一顆癌，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别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樣的好。」

關於外文。要清清楚楚，則不必避用外國字，我估魯迅不但對地名，對路牌的意見也會一樣。
魯迅引王國維《流沙墜簡》序中提及尼雅城、馬咱託拉撥拉滑史德三地，云：“我於序文裏所謂三處中的＇馬咱託拉撥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託拉＇，三是“撥拉滑史德。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壽多則辱，古人的說話有道理，設若魯迅活到今天，他恐怕也要沉默是金，不過你我他都知道，他大約的確不會活到今天。

今天是威靈頓周年紀念日，是紀念1840年1月22日歐洲人踏足威靈頓的日子，總之是全市放假一天。今天27度，比較熱。

昨天蒙教會一對夫婦邀約，我們今天到他們家裡作客。地點在 Mirama, 從市中心坐巴士大概半小時就到。出席的大概有四五個家庭，有來自紐西蘭、馬來西亞、美國、菲律賓、香港等不同地方。世界是很細的，來自美國的認識我的一位老師，來自菲律賓的認識香港的一位傳道人，這樣一切都連結起來了。

主人是印度裔馬來西亞人，聽他們講述故事，也是一大樂趣。食物也是馬來西亞的，有Roti, 咖喱，以及我不認識的類別。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有來到紐西蘭的原因，不同的是，我最終仍要歸去，擁抱人類命運共同體。

自聖誕至今，紐西蘭仍未完全復常，仍有人在旅遊中。有些店鋪貼出告示，說因為第五波疫情以及人手不足，所以要延期復業。

明天是威靈頓週年紀念日，全市放假一天。傍晚到海旁散步，發現人頗不少，店鋪高朋滿座，好不熱鬧。下星期二是懷唐伊日，紀念1840年英國與毛利人族長簽訂條約，紐西蘭正式成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全國放假一天。紐西蘭人重視work life imbalance. 最近有華人在小紅書上曬在威靈頓水務處工作悠閒，無事可做，上班時「扮」公看電影，跟朋友聊天，更在「扮」公室呆了兩個鐘就外出喝咖啡、健身，結果給人舉報。

其實，有些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彼此心照就是了，在小紅書上遇上眼紅症，後果自負。更何況，威靈頓地下喉管老化，到處都爆水喉，水務處不急市民所急，沒有即時維修，另一方面，又說因天旱水荒，要開始制水，小紅書當然更紅啦。

雜影
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把一些少人借閱的書放在地下一層，我在這裡找到很多佛教書籍，保存得很好。（其中有李洪志法輪功一書！）維多利亞大學最著名的漢學家應該是研究西周青銅器的 Noel Barnard, 他畢業後到澳洲國立大學讀博士。至於佛教專家，我在網上曾看過一位研究梵文的，但應該早已離校了。

香港也曾有過的紅色電話亭，勾起美好的兒時回憶。後面的郵筒也是舊物，上面有ER兩字，即Elizabeth Regina (Queen Elizabeth), 但為什麼不像香港鑄上 EIIR （Queen Elizabeth II) 就不得而知了。

紐西蘭是地震之國，平均每年震二萬次，多數輕微，但也有做成嚴重災情的，例如2011年基督城地震，死亡人數超過100.

今天我親歷了一次地震，經查，是4.4級（後來修訂為4.7級）。當時我在學校閉目養神，忽然覺得好像樓上有工程，座位上下震動了幾下，隔了幾秒，又再來一次。我馬上查谷歌，原來真的是地震。

昨晚第一次坐巴士。其實幾年前來紐西蘭的時候也坐過，但這次來了四個月，還是第一次坐。我要去的地方叫 Lower Hutt, 坐巴士大概30分鐘。

這裡的巴士由幾家公司經營，一律接受 Snapper Card (只能用來付車費的卡)，也可以用現金，但用現金好像會貴一點。巴士以單層為主，偶爾也有些雙層的。昨晚坐的一輛巴士走得慢，沒有冷氣也沒窗可開，很焗。這裡的人多數有車，我不知道繁忙時間怎樣，但平時所見巴士並不擠逼。少人坐巴士的另一個原因是服務不可靠，遲到脫班時有所聞，惡性循環是巴士班次稀疏，例如昨天坐的路線，晚上是一小時才有一班。

順便談談其他交通工具。這裡用電動滑板車的人不少，男女老幼都有，有共享的也有私伙的，毋須頭盔，可以行人路或馬路上使用。威靈頓市中心山多，用scooter可省點氣力。用單車的也不少，但規則較多，例如一定要頭盔，不准在行人路上使用等。火車未坐過，但服務好像也不太好。

至於我，還是靠兩條腿走路，來回學校約2500步，早午一次，晚飯後外出散步，日走萬步不是不可能的。

論文其中一部分是理論架構，偏偏我沒有，所以有點煩惱。

理論先行，再用材料說明，我認為並不可取，但論文有論文的規矩，我只好從眾從俗。而且，這裡的所謂理論，是抽象的知識論本體論的東西，又多數是法國的理論家，例如Foucault, Derrida等，我怎樣努力去看也看不明白；而歷史理論，多數是由文學理論轉化過來，例如 linguistic turns, narratives…即使明白，也不知道怎樣應用在歷史研究，更何況不明白。

導師說我毋須搞理論，或者用中國基督教史專家 Paul Rule 的 Chinese-centred History 充數。這我還有點認識，可以從 John King Fairbank 的 Western Impact/Chinese Response 再到 Paul A Cohen 的 China Centered 再到 Paul Rule 的 Chinese Centred. 但我有點擔心，因為以上都只是歷史觀點，不算理論，所以仍然想找一個來抛抛。這兩天在理論家之間轉來轉去，暫時找到法國 Michel de Certeau. 他也是耶穌會士，本來打算到中國傳教，這已是一賣點。他也是理論家，但不算太出名，好處是不會用得太濫。他在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中提出 place/space, strategy/tactic 等概念，在歷史研究可以應用在殖民地/土著之間的對抗，跟我的研究有點相近。而且Paul Rule說 de Certeau 的理論跟中國基督教史相關，但沒有人用過，我就借用一下。

說借用，因為實在有點不同，我只能說是受到 Michel de Certeau 啟發而不是照單全收。如果用中文來概括，我覺得他的理論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用躺平來軟對抗。但這些都是新時代的禁忌語，我一定會用後現代的手法來包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