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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文一大特點是引錄來文，層層叠加。引錄之後又往往用”等因” “等情” “等由” “等語” 字眼，不同字眼反映來文是上行平行還是下行；”等因”之後往往加上自己的官位，例如是 “道” “縣” “廳” 等，例如 “等情到府” “等因到縣”之類。

用一般搜尋方法，可以搜 “等”及”到”字，但只要該段文字中有 “等” 字 及 “到” 字，不論是否隔開數句數段，都會視作搜尋結果，於是會搜到很多無關的東西。如果只想在一句之中找到 “等”X”到”Y，一般方法並不可行。例如我現在用的搜尋方法及結果，結果並非我想要的。

我知道有正則表達 Regular Expression 這方法，可以加入很多條件作精準搜尋，但原來我自建的資料庫是可以用的，今天花了很長時間修訂原有的檢索系統，加入用正則表達來寫的檢索條件，讓搜尋結果更精確些。但正則表達有很多符號，難學。我想起了 Monica, 就是我常用來寫程式的 AI 助手，我把要求給她，她就能用正則表達寫出來。以下就是在一句之中搜 等X到X 的正則表達式：

[^\s.,;!?，。；！？]*等[^\s.,;!?，。；！？]{1}[^\s.,;!?，。；！？]*到[^\s.,;!?，。；！？]+:

Monica 還給我解釋 Matches a sequence where “等” is followed by exactly one character, then “到,” and then at least one more character.
這就是我想找的東西。一鍵索得，喜不自勝。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錢穆國史大綱第八篇第四十四章狹義的部族政權下的士氣頁八五O云：
「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可如下列：
一、出家 如是則中國士階層傳統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業，即及身而絕。
二、行醫 醫業好則妨其志業與學業，醫業壞則不足維持其生業。
三、務農 此項生活，極刻苦，仍不能發皇完成其學業傳統。
四、處館 來學者多要學八股應舉，則是間接的妥協。惟晚村則借八股制業來發揮民族思想，身後竟獲奇禍。
五、苦隱 此等生活亦及身而止。
六、遊幕 此等雖志節皎然，然踪跡近人，過一關即入仕宦之途。
七、經商 此方面最少。純粹經商，便與學術文化事業脫離。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裏。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絶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爲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强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當時江丶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爲名高者。亦有一涉科第，稍經仕宦，即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要之，在清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故江、浙考證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爲純學術之探討，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絕不相干。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爲的是做官，更没有絲毫以天下爲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爲此故。」

按錢穆之言，則遺民亦要生存，要保存傳統文化，只好與現實妥協。但即使做官、研究學問，其實亦有隱含反朝廷，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意。只是後來變質，做官不以天下己任，治學亦與現實不相干，此後有清一代，學術日隆而吏治日壞。

南遊子案：時位移人，昔年理想抱負，今已雲散煙銷，明初文人多不仕，清初遺民軟對抗，最終不過一代，即消失殆盡。經歷國變，遇上新時代，文人亦不過是阿Q，看飽興亡，只能變成犬(儒)，「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如果從確定題目範圍開始計，我大概已花了兩年時間來研究。不過範圍雖有，但重點不斷在變，現在大致有三個重點，但能否如願寫出，也沒有十分把握。

我仍是用卡片來記材料，只有美帝的卡片才夠硬淨及合尺吋，但可惜不寄中國香港，我只能運路買。我來的時候只有不夠100張，現在應有兩千張吧。我的上限是10萬字，我實測如果材料夠，專心地寫，一天可寫千字，三個月就可以寫完。但我知道事情總不會這麼順利，真正動筆才知道困難所在。我想聖誕後就開始寫了。

字粒的檢索網頁方面，大致已完成。有一電腦神童把七千多個字從配字簿中抽出，每字一圖，配上我的搜尋代碼，可以有多個應用場景，我又添了幾個小工具。例如這個，可以逐字核對字庫有沒有認錯配錯。在手機上按動，不消一會可檢查數十百千字，字體夠大，易於查核。

這個則是極簡檢索，一般應用已足夠。原來的檢索介面提供的資料太多，反有點繁亂。

有百多個字沒法在電腦輸入，有字無碼，只能人手逐個查看了。

上星期跟前系主任談了幾句，他透過我的導師建議我看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我的導師也說這書精采，於是我就找來看看。

這書講述晚明一位叫朱宗元的天主教徒怎樣看中西文化，雖然他一生沒有離開過中國，但思想上卻游走於儒家與天主教、中土與西方，有的是實質觀察，有的只是憑想象。這段是中譯本《在地之人的全球糾葛：朱宗元及其相互衝突的世界》譯者張旭鵬寫的序，寫得十分好，要抄錄如下:
https://m.thepaper.cn/kuaibao_detail.jsp?contid=18317119&from=kuaibao
「然而，朱宗元分屬的兩個世界在本質上卻是無法調和的，尤其是支撐這兩個世界背後的兩大力量——中國國家與全球化的天主教會，它們有著各自不容質疑的核心原則和對文化領導權的訴求。對天主教會來說，它對耶穌會士早期執行的“適應性政策”持審慎的態度，不想在基督教本土化的道路上走得太遠，禁止中國信徒祭祖祀孔可以視為天主教會的一種反制。對中國政府來說，來自異域的基督教仍然是國家監視和管控的對象，一些儒生和佛教學者也對之持敵視態度，在這一背景下，1616年的南京教案也就不再是偶然事件。因此，當中國國家和天主教會這兩大權力體系設下彼此不可踰越的邊界時，朱宗元的文化普遍主義將注定無法實現，朱宗元也將注定糾葛於這兩個相互衝突的世界之間。」

如果再推論一步，就是中國國家和天主教會這兩大權力體系必然互相衝突。如果是，則這結論跟 James T Myers, Enemies Without Gun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如出一轍，Myers 說在中國這 monopolar 的體制下，天主教會不可能像在西方 bipolar 的體制下跟政權和平共處。不同之處是，朱宗元活在明清之際，是封建王朝的最高點，而 Myers 講的是共產中國，是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部分。果如是，則1616年南京事件與1950年上海教難只是時間地點人物事情不同，但根本原因並沒有分別，而且兩次耶穌會都是核心。

(想找中譯本來看看，但查 WorldCat, 全都在美國圖書館。美國圖書館的中文書之多，應該早已領先全球。)

我的治學手段應該說是老派 old school 的了，仍是抄卡片。其實我還沒有見過其他同學用卡片，他們可能用電子卡片，又還者有其他紀錄材料的方法。但我們史佬，要採花釀蜜，這裡一點，哪裡一點，用卡片可以靈活處理材料。

這兩天整理了兩個主題，但今天整理第三個時，覺得沒有頭緒，所以暫時放下。把卡片鋪平，再重新分類排列，是最為關鍵的一步，那方面有不足，一目了然。

最令我頭痛的是教案部分，這方面前人已多有研究，我卑之無甚高論。我最想做的是天主教與耶穌教的比較，因為兩教處境相近，也應該要跟官府打交道，他們的方法有分別嗎？都有寫信嗎？尤其戴德生的中國內地會跟耶穌會同時在安徽出現，都跟政府有矛盾，都跟地方官寫過信。我只有教務教案檔兩三封戴德生寫的信，如果多一些，可以跟黃伯祿比較。

今天一舉解決了字體問題，關鍵是Windows可顯示的字體手機上不能正確顯示，實測仿宋及楷體不能顯示。解決方法之一是把字體放在我的網站，這樣就可以把宋仿宋楷黑四體顯示出來，但缺點是慢，而且也會增加我的網站的負擔。另外，字體有版權，我只能用開源免費的，楷體我選了一款 “自由香港字型”。我初時很擔心，因為這款字型叫 “自由香港”，口號有 “香港人造香港字”，我擔心會否誤踏紅線，但再看這字型2017年已可公開下載，是中國香港聖公會的一個老人中心的產品，可能大概應該沒有問題吧。https://freehkfonts.opensource.hk/home/

昨天只看了很少正經書，但也有發現。我讀顧維鈞的外國人在中國，先讀中文版，後來才找到英文版。書的內容沒有太多驚喜，找這書主要是因為有人提及顧維鈞在此書談到中法天津條約第六款中文版和法文版差異的情況，但意外地給我找到了一條關於教士與官府溝通方式的材料，前所未見，很重要。

今天是星期日，天氣甚好，風和、日麗，前者最為難得，但我沒有到處逛，午後仍有回校，晚飯後因沒有東西要買又去泡圖書館。寧靜的環境令我專心致志，效率倍增。晚上絕少人在圖書館，一至五圖書館午夜12時才閉館，六日晚10時閉館，我實在要多加利用。

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有中國香港早期教科書特藏(→這裡)，其實也不算早期吧，有的我小學時代也用過。

小學時讀的中文書叫國語(中學稱國文)，如今叫中國語文，遲些可能與祖國接軌叫漢語 (Hanyu)。99.9%的課文已忘記了，印象較深的有居禮夫人、早起兩小時等，充滿正能量。

小學時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居然准許我們用「國語」這名稱，奇哉。另外有社會、自然、健教，都是實用知識。社會其實兼教點歷史，我還記得五年級時學先秦諸子，老師補充了很多東西，我把書上空白的地方都填滿了。

還有一科叫尺牘，就是實用文。我還記得寫信給父親要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禀者」。。

想到這些，是因為今天看了本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似乎頗為流行的。這本是兩書，後來合訂為一，合訂本有乾隆年的序，網上有道光年版(→這裡)，但未能下載，我找到一個同治年版的，可以下載。開篇不是教寫信，而是教在江湖行走要留意的地方，例如交通住宿等，古為今用，亦云恰當。

目前集中看尺牘類書，希望擴充論文的討論面。書信、禮儀… 怎樣串起來未有高見，只有些模模糊糊的想法。

今天讀 Thomas Taylor Meadows,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illustrated with a Sketch of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shewing its Division into Departments and Districts (London: Wm H. Allen, 1847)，忽然想起作者的名字有點熟，腦海裡就浮出已廢止的文化科的金耀基的一篇文章裡的 “梅篤斯” ，一查，果然沒有錯。金耀基的文章是文化科六篇裡較少問題的，以下一段我是原文照錄，但為安全計，還是把敏感詞打交叉，畢竟那是2020年之前的歷史文件。

另外，對於吸食鴉片，梅篤斯認為無法禁絕(頁239), 只要吸食鴉片者不能當官 (頁244)，則聰明人馬上會清醒拒絕吸食，只有自甘沉淪者才會繼續吸食(頁239)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will never cease; but it might in time be confined to the most degraded of the people” (p. 239) “The opium smoking must itself work its own cure.” (p. 244) 總之，禁是沒有效果的，如果以結果為目標，只有開禁:”it will not lose its destroying power until it has weakened itself by spreading out ov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country.” (p. 245)
南遊子案: 旨哉高論，但中國科舉成功率超低，恐怕為想當官而不吞雲吐霧者鮮矣。

（一）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
在中國，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唯我獨尊的。要了解古典中國，必須從政治入手。
二千年中，中國所行的是君主制，但君主制並不一定就如維特浮哥所言是一「絕對的專制」。不過，錢賓四先生所說漢以後中國是一種平面的開放的「文治政府」，以及是一種以義務責任為本位的君職政治，恐怕是過份美化了。我想錢先生是剋就理想的層面來說的。在理想層之下的現實世界中恐怕未必每個君主都是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身」的道德感的。
無論如何，古典中國行的是君主制，並且從無人懷疑過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其他更好的政體，並一直認為「專制為人群唯一無二之治體」（嚴幾道），所以任何政治的變遷都只限於人事的變更，而非政治秩序的更迭。中國歷史上只有在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起來反抗暴君，而非反抗政治的原則，梅篤斯（T. T. Meadows）把反抗暴君的稱之為XX（rebellion），反抗政治現行原則的稱之為「ZZ」（revolution），他指出中國人類歷史上最少ZZ而最多XX的民族，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ZZ，的確，中國人對於人君的限制與控制，除了「XX」一途外，是沒有他途可循的，勞榦先生說：
「對於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只是在道義上，所望者只是多出聖主賢君，君主能夠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說「ZZ」（梅篤斯稱為XX）一件事是合於道德的，卻不能說ZZ一件事是合於法律的，並且ZZ之後，也只是從一個君主換到另外一個君主，而不是說人民有任何控制之法。迢迢三千載，政治雖有隆污之分，而其傳統精神所在，仍然是這一點。」

最近重點在看傳教士學中文的教材。天主教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晁德蒞, 用拉丁文撰寫一套中國文化教程，供來華傳教士學習，五年完成。跟明代耶穌會士不同，他第一卷是中國通俗文學為教材，而非四書五經，但開篇卻是聖諭廣訓。至於耶穌教教士，例如馬禮遜、衛三畏等，也把聖諭廣訓作教材，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例句出自聖諭廣訓者不少。

傳教士以聖諭廣訓作教材，有人認為是出於語文的考慮（尤其是聖諭廣訓衍，是白話的，可以學到口語），有人認為出於道德考慮，這又可分兩層，一是論證中西並無分別，一是論證中不如西。

當然，不言而喻的是聖諭廣訓的權威地位。根據不十分可靠的維基百科：「《聖諭廣訓》是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訓諭世人守法和應有的德行、道理。源於康熙帝的《聖諭十六條》，雍正帝繼位後加以推衍解釋。清政府在各地推行宣講，並定為考試內容。」至於宣講，則是初一十五由地方有功名的人講、由地方官講，考試則科舉考生一定要能背默幾百字。

但根據一封1847年西洋教士的信，說在上海城隍廟的宣講 “該人開始極其漫不經心地朗讀，…官員們及他們重要的隨員們都沒有在聽朗讀，而是在側間裡享用他們的茶和芋” ，可見在道光年間在上海城內宣講聖諭已流於一種形式主義。（司佳：〈晁德蒞與清代《聖諭廣訓》的拉丁文譯本〉，《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71. ）中國人不重視，外國人當寶，怪哉。

聖諭要講，要考，但流於形式主義，是政治問題…

這幾天密集看了多篇關於晚清洋人學中文的文章，但多數只討論耶穌教的、口語的、專業中文的，較少/沒有討論天主教。

比較天主教與基督教教士學中文的方法，以及比較為實務工作而學中文的方法，例如外交官與海關人員，應該是有意思的。動機不同，目的不同，方法材料自然就有分別。

我的重點是洋人怎樣學習書寫中文，特別是寫中文書信，這方面材料不多，因為傳教士最重要的是講，而在海關工作的洋人可能更需要寫；教士跟官府有書信來往，海關本來就是政府部門，文件形式不同，外交官就主要用照會。

這幾天比較有用的發現是晚清有人認為用傳統漢學家寫的中文課本不實用，因為學了四書五經仍沒法把商業信函翻譯，所以外交官以及海關人員陸續有新的中文課本出現。但天主教似乎仍以四書五經入手，只是跟利瑪竇不同，會從通俗文學及蒙學入門，再學四書五經，但實用文就屬高級課程，未必人人有時間學得到。究竟不同入門方法的結果是否有高下之別呢？

怎樣把以上的串連起來用到文章之中，仍在思考中。大概想就以下幾方面寫：
1. 傳統尺牘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2. 傳統公牘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3. 天主教晁德蒞的中國文化教程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4. 晚清文件體的教科書與黃伯祿的書比較
5. （未找到）耶穌教的對應書籍
6. 江南教士學中文的情況

我的假設是：傳統尺牘不適用，因教會身份與題材沒有對應的參考；黃伯祿基本上用公牘的體制；晁德蒞的書信例子遠不如黃伯祿的多以及實用；晚清文件體跟黃伯祿有部份重疊，但兩者未必有互相參考，因面對的問題不同。所以，黃伯祿的書是獨特的，對天主教來說是重要而實用的，尤其教士似乎很少能按晁德蒞的設計讀四五年中文，所以日常書寫抄考實屬必然。

我的同學研究電影與文本，最近他提及Henrietta Harrison的一本書，我剛好前一兩天翻過她一本講山西天主教的書，於是有共同話題；他的太太研究沈從文作品的宗教思想，今天從ANU借了一本講五四文人的宗教觀念的書，我翻了一下，裡面幾位寫天主教的學者我也略略讀過他們文章。我們研究的範圍大不相同，卻仍然有重疊互相討論的地方，也許這就是禮記學記所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的意思。